谈话治疗为何起效？（Lucy Holmes，张自强译）

作者介绍：露西·霍姆斯（Lucy Holmes）是纽约市私人执业的精神分析师，同时也是精神分析领域一位有成就的作家、讲师和教师，她曾担任现代精神分析师学会主席，目前是多个机构的教师和训练分析师，包括现代精神分析研究中心、纽约精神分析研究生院、波士顿精神分析研究生院等。

2013年，她出版的第二本书《与命运搏斗：精神分析的承诺》（Wrestling with Destiny: The Promise of Psychoanalysis）探讨了命运与强迫性重复之间的各种联系方式，并使用了神经科学中的最新发现，来解释精神分析中发生的谈话是如何真正改变思维的。

译者介绍：张自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取向，四川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中美班高级精神分析三年连续培训学员。

原文选自：Modern Psychoanalysis，2008，33B(2):71-78，译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修罗君Psychogy，已获得转载授权，郑重致谢！

正文：

人们经常因为会谈来到我的咨询室，在会谈当中某些时刻，他们会问我可以怎么帮到他们。我通常会告诉他们：“谈话会起效。”这样的想法往往会遭受别人对我深切的不信任。潜在的病人会说类似于：“我希望你不是那些不说话的治疗师，我来这里付费不是让你听我讲话的。要是那样，我可以和一盘磁带工作。”而那些质疑我工作的人会想要我的指导、建议，解决他们问题的方法，或者获得幸福的秘诀，而这些他们看上去幻想得到的东西，我会很任性地去拒绝他们。他们就会质疑我的能力，我的伦理道德，似乎我将要做的一切事情就是坐在那里，试图去理解他们。经年累月，当这些潜在的病人质疑分析进程或者拒绝躺在躺椅上，我也会自我质疑。他们的疑虑让我看起来像个骗子。

然而，我现在有更多的体验了。在与分析性病人工作25年后，我已经对我（分析中）成功与失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现在也可以很确信地说Freud, Spotnitz, and Meadow这些人一直都是对的。能够说你任何想要说的事情是一个成功的分析的关键。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谈话治疗这么简单以至于我有很多年都不太认可谈话治疗的价值。即使现在我很清楚的知道那些遵循分析当中的自由联想做法的患者现在已经变得更好了，但我仍旧还是很困惑。谈话治疗是如何起作用的？对于一个患者来说它是如何起作用的？最近，在神经科学领域中一些令人兴奋的研究帮助下，我好像终于明白谈话治疗是如何起效的了。

临床案例

现在让我以自己一些成功的谈话案例开始下面的内容。所有的这些成功的病人对于自由诉说没有阻抗--但是这里存在着不同的原因。一个我称之为 Sherri的女病人（在我这里治疗了长达25年之久），她是一个非住院的精神病患者。她不喜欢被打断。确实，当我问一些客体关系取向的问题时，她就会不说话并且看起来很痛苦。在这25年里，我认为我对她说的话没有超过100个单词。在开始的数年， Sherri的会谈几乎呈现出我们（在临床上）称之为“词语杂乱”，难以理解而又散漫的精神病性状态。她确实让我理解到她是一个单身母亲，有一个叫做Jake的小儿子。她之所以来治疗是因为她将一个装满涂料的容器砸到了她还是小婴儿的儿子头上，这几乎快杀了他。Sherri和Jake在这世界相依为命。小男孩的父亲是一个富豪，而这个人是Sherri发生一夜情认识的。在治疗的第三年，依旧躺在躺椅上胡言乱语Sherri，去到了法院，并且从这个男人身上争取到了对于Jake的每个月的生活补贴。这个男人大为光火，但是DNA的检查结果却让他不得不确信他是Jake的亲身父亲，他支付了每个月孩子的补贴。在治疗的第四年当中，当这个小男孩快5岁的时候， Sherri联系到了Jake的祖父母。了解到Jake的父亲是家里的独生子，Jake又是他唯一的儿子时，Sherri写信给Jake的祖母，并向他介绍了她唯一孙子的情况，在这封信中她附上了这个可爱小男孩的照片。她也把Jake在幼儿园所画的画一并寄给了祖母。和祖母维持了长达10年的关系，这个老太太鼓励他的儿子去认识他的儿子Jake。她也支付了这个小男孩去私立学校的费用，当她死时，老太太给 Sherri 和 Jake留下了足够的钱去支持这个孩子上到最棒的大学。在经历祖母的死亡后， Sherri 在谈话中找到了更多的意义。她已经开始爱上了这个老太太，悲伤似乎让 Sherri 更加整合起来。她感到难过，以及开始焦虑她的生活会像Jake当初去大学时那样的孤单。尽管她的精神病很少再犯了，她依旧很清楚的知道她不想跟我再保持联系了。当 Sherri 说话的时候，我静静地坐在那里。 Sherri 回到了学校开始在隔壁的公立学校获得一份兼职。她今年也将开始完成她的硕士学位，并且有希望在今年的九月份在这所学校获得一个稳定工作，成为一名全职老师。我很确信她可以做到--在那所学校他们爱她，认为她的古怪让人着迷，也在跟孩子的接触上相当有天赋。

我对于这个个案是感觉到非常骄傲的，我会把Sherri当成我其中的一个成功案例，尽管我只是不去管她（说话的）方式以及试图去理解她。我确信她已经取得了现象级的进展，因为她对于谈话本身就不再有冲突了。

另外一个我想来证明在分析中急遽变化的分析者是我曾在几年前在Modern Psychoanalysis杂志上写过的一个病人(Holmes, 2002)。这个男性痴迷于死亡。他喜欢去做关于死亡的梦，印证它的发生，并以诸多的方式来实现死亡。经过了几年（的分析），他在会谈里试图用以一种极度单调的口吻来把我杀死。他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就像Sherri一样，他不想跟我有任何的接触了。确实，这个精神病性的、无法停止的赘述，让我确信我无法跟他交谈或者也没办法被体验为一个活着的存在。在他的会谈里，我经常犯困，如果我能继续保持清醒的话，我就会有各种不舒服的躯体感受--我头疼，感觉想吐或者汗流不止或者无法呼吸。我跟这个男性工作了长达17年之久，在他身上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他现在在他的生命当中第一次感受到快乐。他的情感是鲜活的和敏感的。他从一个无聊又低薪的图书管理员，成长为一个美食杂志的主编。他和他的伴侣现在已经生活了超过了10年。最近，他想要跟我谈的更多。我也很乐意去做这样一件事。我感觉这个男人已经从他那持续而又防御性的单调谈话里拯救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分析治愈了他。

第三个叫Sally的病人，来到治疗室的时候对于她丈夫的离开如此的沮丧和疯狂，这让她的生活被悔恨、愤怒以及绝望所裹挟着。她拒绝躺在躺椅上，她坚信自己对于“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件事毫无问题，在这五年当中我知道Sally和她的丈夫已经离婚了，有了一段新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她从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永远的受害者，成长到了能够创造性的使用她的攻击性，到现在能够找到一份新的工作，结交新的朋友，能够发挥她作为画家的天分了。她对我非常感激，也介绍一些新的病人给我。我并没有像她所宣称的那样去帮到她。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考虑，是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些转介其实是对分析的一种阻抗。他们质疑这个进程，他们不相信谈话真的能够起效。这些介绍来的病人需要知道。他们认为我只有对他们说一些漂亮的话，他们的钱才能够花的值当。当我对于他们其中一个要真的离开而感到焦虑，我尝试去适应他们的请求，说一些漂亮的话。有时，我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那时我的病人和我都感到非常满意，但是这在实质上却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不管我显得多么聪明，病人总是陷入困境，我认为她所介绍的所有朋友们都还没进入分析，因为我总是想要解决他们在分析当中想说就说的阻抗。在这种情况发生以前，当我想要做的只是去关注他们的想法时，都不得不去关注病人的现实生活。这些病人期待顿悟、症状缓解，或者行为改变，却不能理解我们应该致力于让自由联想内容更丰富。

未完待续......